覃惠君

图为覃惠君近影

意外得知 《汽笛》副刊的资深编辑钱勇博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十分震惊和痛惜。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钱老师却是我与 《汽笛》结缘的引路人。说来已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了。那时，广州铁路局文联在张家界举办文学创作笔会，请钱老师来给文学青年讲课。我作为当时怀化铁路分局文联的负责人，负责整个笔会的的接待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应该是铁路文学蓬勃发展的兴旺时期，每个铁路局和分局都有专门的文联机构，配备有专职工作人员，每年拨给一定的经费，组织文学爱好者开展各种文学活动。而且每个分局的文联都有自己编辑出版的正规刊物，刊物名称都带着浓浓的铁路味儿，比如： 《飞轮》 《笛歌》《绿灯》 《铁流》之类的，从创办初期的铅印到后面的彩印，刊物办得十分正规和大气，而且像比赛似的，一家比一家办得好。那时的文学爱好者也是很幸运的，文联会不定期举办各种笔会、讲座和采风活动，本着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开阔作者眼界，提高作者的创作水平。铁路文联的这种优越性让地方文联的朋友十分羡慕。

记得那次在张家界笔会上，钱老师给文学青年讲完课后，因身体突发小恙，提前回京，所以很遗憾，没能留下一张合影。那时我虽然也写了不少的文字，但从没想过给 《汽笛》投稿。在我心中， 《汽笛》副刊是全国铁路最高级别的文学园地，标准一定很高，自己写的作品都是家长里短的小零碎，达不到发表的要求。

后来，在 《中国铁路文学》刊物举办的苏州笔会上，我又见到了王京生老师，那时的京生老师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那次活动，我和京生老师也没多交流，虽然后来电话中有过联系，但也一直没给 《汽笛》寄过稿。

真正给 《汽笛》投稿已是21世纪初了。那次接到钱勇博老师的约稿电话，我鼓足勇气给 《汽笛》副刊投了一篇稿子，不久后由钱老师编辑发表了。糊涂的我竟然记不得自己发的稿子是什么内容了，因为我当时没有剪报的习惯。有了文章发表的喜悦后，我胆子大了起来，不断把自己的文章投往 《汽笛》，并陆续和 《汽笛》副刊的许多老师都有过电话联系，如：邵欣老师、苏华老师、马国栋老师等。特别是邵欣老师，我已经十分熟悉她在电话中爽快的性格和略带男中音的声音，甚至在心中勾画了她的形象。我心中也想过很多次，到北京一定要到 《汽笛》副刊去认识一下这些编辑老师，特别要看看邵老师跟我想象的是不是一个样。但直到退休，我也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

对 《汽笛》副刊我是有偏爱的。以前每次出差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沓各种各样的报纸中翻找，同事问我找什么，我说找 《人民铁道》报。把报纸找出来后，先浏览一下前面的内容，然后慢慢地欣赏 《汽笛》副刊。欣赏 《汽笛》副刊是有理由的，一是它是我们铁路文学繁荣发展的见证，这上面记录了一代又一代铁路作者的创作足迹，推出了许多颂扬铁路正能量的精品力作；二则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了解文友们的创作动态，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第三点当然很重要了，能经常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作为一名爬格子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事呢？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2005年左右， 《汽笛》副刊策划了一次 “铁路作家巡礼”专题，重磅推出铁路的优秀作家。版面上不仅有作者的文章、对文学的感悟，还有作者照片、个人简介等。这种专题不仅对弘扬铁路企业文化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铁路作家也是一次重点宣传。我相信，若干年后，这种专题对铁路文学的发展和记录都是宝贵的资料。

在我心里，我一直把 《汽笛》副刊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有了家园，灵魂就有了安放的地方，思想就有了想象的翅膀，人生就有了追求的方向。作为一名铁路作家，我常常感到幸运和感恩，因为我最美好的年华和时光都是在与文字打交道中度过的。虽然现在经常遇到作者感叹铁路文学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但我告诉他们，还有 《汽笛》在。对铁路作者来说，只要《汽笛》在，家就在。

贾平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把文学作为终身的事业，这是我最好的生命形式。”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一种形式来诠释，如同飞行员翱翔蓝天，潜水员探究海底，工人精于机器，农民了解季节一样。那么对于写作者来说，写作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放弃了这个部分，就像炒菜没放盐一样，日子会过得很没有滋味。

为了让生活继续过得有滋味，我会一直写下去。

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怀化办事处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