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勇

“诸位同学：今天承崔校长见约，参观贵校，得与诸位一谈，甚为愉快。诸位须知，有许多小学毕业生，想进中学而不能，诸位能进中学，已为难得。且诸位都是铁路员工子弟，在本路学校求学，一切都很方便，更为难得。诸位须知，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若学得不完全，将来不能有贡献于社会，便是辜负了社会的培养……”

正在给铁路员工子弟演讲的，是一位带着眼镜、身材瘦削、温文儒雅的老人，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 《于课堂中求趣味，于校课外做实验》。这天是1934年9月28日，时年，蔡元培66岁。

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促进了北大思想的活跃、新思潮的传播和学术的繁荣，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开创了 “学术”与“自由”之风，树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建立了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框架，奠定了高等教育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誉其为 “老成硕望、勋劳卓著”；毛泽东称其为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是哪所铁路中学有这么大面子，能够邀请到大名鼎鼎的蔡元培先生，说来或许有人不信，它就是鲜为人知的胶济铁路青岛中学。

最初，这所学校是附设于胶济铁路青岛小学内的一个初中班，成立时间为1925年9月。1927年3月，该中学从小学内迁至广西路26号，正式被命名为胶济铁路青岛中学，简称胶济铁中或青岛铁中。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全国铁路系统办起的第三所中学。此后，学校多次搬迁，1928年春，移至德县路4号；夏，租浙江路房产 （张勋旧居）；1930年，租国立青岛大学第四校舍；1931年3月，在四方区杭州路3号、四方机厂对面建新校。

胶济铁中生源为胶济铁路 （含四方机厂）职工的子、女、弟、妹、孙子、孙女等直系亲属，还包括青岛以外、胶济铁路沿线各地职工子弟。

蔡元培与胶济铁中的关系，还要从他与胶济铁路的关系说起。

早在华盛顿会议确定胶济铁路由中国政府赎回后，1922年5月4日，蔡元培在北京 《晨报》上发表了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一文，指出：五四运动，为的是山东问题。山东问题，现在总算告一段落，但是运动的结果还不能算完满。必要集股赎路，确有成绩，把胶济路很简单地赎回，其他问题自然 “迎刃而解”了。所以集股赎路是我们最重要的纪念，大家不可不努力……我觉得五四运动，用不着许多夸张的纪念，只要把3件重要的竭力进行： （一）广集赎回胶济路的股款； （二）自动的用功； （三）扩充平民教育。

蔡元培与胶济铁路的渊源，还体现在筹资办学上。

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是筹备委员会9名委员之一。当时办学经费紧张，1929年8月3日，他致信当时的政府监察院院长吴稚晖： “其经费预算年60万元，拟请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24万元，而市政府与胶济铁路各出6万元……”

这座大学的创办，自此也就有了胶济铁路的一份功劳。

蔡元培筹建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胶济铁路也功不可没。

1934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总干事丁文江主张在青岛建海滨试验所，并以私人及海洋组中国分会名义向各方筹募经费，经过一年努力，募集年度研究经费3800元，其中胶济铁路当局就认捐1800元，几近一半。无怪乎蔡元培在1936年3月所撰 《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一文中，列举了22个对中国海洋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单位，胶济铁路当局榜上有名。

基于此，蔡元培与胶济铁路的关系就更近了。

1934年9月28日，在青岛逗留的蔡元培应邀到胶济铁中演讲。邀请他前来的，是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崔士杰。崔士杰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胶济铁中校长，就是蔡元培演讲开篇中提到的 “崔校长”。

崔士杰，字景三，山东临淄人，在1928年济南 “五三”惨案中接替遇难的蔡公时，担任山东外交特派员，后来又担任接收胶济铁路委员长，1932年6月担任胶济铁中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