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燕云

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第一路》是著名作家莫伸24年前出版的作品。

作为一个久居他乡之人，火车早已成为我回故乡的主要交通工具。每年春运的返乡人潮中，总有我 “随波逐流”的身影。坐火车愈久、次数愈多，愈会对铁路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和好奇。凑巧的是，我就是在回乡的旅途中开始阅读 《中国第一路》的。最初漫不经心，继而被其吸引，之后恍然发现：它帮我了解了铁路，解答了我关于铁路的一些疑惑。读完时，我意犹未尽地翻抚它已微微泛黄的书页，问自己：于曾经，它的价值是什么？于当下，它的价值是什么？于未来，它的价值又是什么？

《中国第一路》是莫伸上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一部报告文学，全书30万字。作者从1990年10月到1991年7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搜集素材并着手写作，行程遍及大半个中国。整部作品以大秦铁路建设为主线，以7万余名决策者、设计者和修筑者为联结点，以不同个体在这一时段内的命运起伏为展示面，逐次构架，立体多维、客观真实地讲述了大秦铁路建设者们既平凡又卓越的事迹。我查了一下资料，20多年前，本书曾获得陕西省首届双五文学奖、最佳长篇纪实文学奖。1993年7月6日的 《人民铁道》报也曾在头版报道过它，标题是 《“中国第一路”在文坛反响强烈》。

20多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思维、娱乐方式和欣赏趣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中国第一路》依然深深地吸引并震撼着我。为什么？

首先，作者视野开阔，思想站位高。

作家在这部作品的 《后记》中写道：

“我不想简单地论述大秦铁路建设者们的丰功伟绩，也不想表明他们的事迹曾如何让我感动——正像辛苦不能说明成就一样，可歌可泣也不能说明正确。对大秦铁路的决策者、设计者以及修筑者们来说，最高的评判应当是它为我们这个民族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振兴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１

显然，这样一个出发点和立足点，已经让我们捕捉到：作家超越了平常意义上的新闻采访和文学写作，自觉地承担起对社会和时代肩负的责任；他已经不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而是将作品纳入了更为重大的决策评估和社会功效的瞻顾中。

莫伸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采访 《中国第一路》对他个人的启发。正是各个层面的采访，使他对大秦铁路建设项目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也使他认识到： “看问题一定要客观，一定要站在两面。一面是站在最基层的角度，一面是站在最高层的角度；一面是站在乡间田头的位置，一面是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位置。这样才看得全面，才不会肤浅，不会偏激，不会被时起时伏的舆论所左右。”当我读完 《中国第一路》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思想站位高，是这部作品与其他一些应景式的、功利性的报告文学作品最本质的区别。

其次，出色的艺术表达。

《中国第一路》全书分18章，如果算上小标题，近60个分节。书中撰写事件之宏大，塑造人物之众多，讲述故事之生动，表现工程之复杂，都令人惊诧。全书纵横捭阖，错综交叉，人物和事件相互融合。作者对人对事，既不刻意溢美，也不狭隘贬斥。翻阅之中，只觉得质朴之情流于文字，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实在难得。

对于真实生活、历史瞬间和人物群体的如实记录，是报告文学的灵魂，一切记录，不仅需要真实，而且需要艺术。换言之，记录可以是史料，是新闻，但史料和新闻绝不等于报告文学。

《中国第一路》写到了宏观，写到了高层，也写到了微观，写到了基层。难得在于，无论写哪个层面，作者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人物为例，书中有 “不死的刘光聪” “精力过剩的张松年” “夏沛松和他的妻子”等，在作家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出现都那么鲜活、那么立体。阅读时，我们沉浸在作家为我们描绘出来的生活环境和建设氛围中，或感动，或唏嘘，或振奋。这样一种境界，当然与作家辛勤的采访调查有关，但它同样彰显的是作家深厚而扎实的艺术功力。

阅读 《中国第一路》，我还想到了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第一，当初有那么多作家都在写铁路建设，为什么莫伸却 “一枝独秀”？除了写大秦铁路建设的 《中国第一路》，他还写过篇幅更长、规模更大的巨著 《大京九纪实》。据我所知，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他那一时期反映铁路建设的作品改编成广播剧的，就有两部。

第二，同24年前相比，中国铁路无论量还是质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那密如织网的铁路线、看看登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再看看中国一条条高铁，连我这个路外人士都能张口便说出中国铁路的一系列成就。遗憾的是，伟大的时代，却缺乏相应的作品。

我注意到，在 《中国第一路》的后记中莫伸写道： “时间将为大秦铁路做一个科学的论证。这个论证将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对七万人的努力同样将是一个不留情面的肯定或否定。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觉得忠实地写好一部报告文学，将国家投资几十亿乃至几百亿元的建设项目写出来归案存档，应当是一种比写小说更有意义的工作。”

或许，这就是 《中国第一路》的价值。这价值不仅是文学的、艺术的，也不仅是精神的、境界的，还是社会的、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