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俊杰
“其实,我们能把生活中的一棵树、一条河、一个人、一个村庄的原本面貌、本真状态和生命精神,在自己的文字中写得就是一棵树、一条河、一个人、一个村庄,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孙天才
图为孙天才
孙天才,笔名秦大泉,哲学学士,高级政工师,西安铁路局机关干部,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曾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100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老家》《福地》《乐游原》。多次获陕西盛西安市和全国铁路文学奖。作品《风追司马》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
记者:最近我们对你的关注,源于你获得第七届冰心散文奖。文学界,尤其是散文界,对你熟知应该是在你的散文《大雁塔其实是一个人》发表之后。但很多铁路作者可能对你还不太熟悉,能否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机缘开始文学创作的?
孙天才:我一生都爱文学。但在48岁以前,因为工作原因,主要是写公文材料和消息通讯一类的文章。真正刺激我、让我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其实是一次饭局。
那是在邢庆仁50岁的生日晚宴上,他说了一句话:都50岁的人了,咱这50年都弄了些啥?面对着画室的墙壁,我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空白。邢庆仁是我的乡党、朋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国画院常务副院长,也是全国第七届美术展金奖获得者。我当时想,庆仁有那么大的成就,尚把自己的50年看成是 “0”,而我等真正空白得像 “0”一样的人,却不自知自省,反而常常夜郎自大。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想做点什么的冲动。
又有一次,我去看邢庆仁,见他的画室放了一堆堆的瓦片,画案上也放了,是立起来的。那些瓦背上画了画,全是老家的土地、老家的房子、老家的人物、老家的牛羊……我的心不由得一阵颤抖。虽然我不懂高深的绘画理论,但那些画面上的泥土的味道、花草的芳香以及那些父老乡亲的身影,都强烈地吸引和震撼着我。那种想做点什么的想法更强烈了。是邢庆仁的 “花瓦”揭开了我文学创作的盖子。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竟写得有滋有味、酣畅淋漓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庆仁在瓦上画了102幅画,我也就写了102篇文章。这就是我第一本散文集 《老家》的创作由来。
记者:很多作家说过,文学创作是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你的文学创作与铁路工作有交织吗?你是什么时候参加铁路工作的?
孙天才:我是1981年7月参加工作的。从西安铁路运输学校毕业后,我曾做过工人、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党委副书记,后来调到原西安铁路分局做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组织部长等,现在在西安铁路局一个直属单位做党委书记。这么多年了,可能是小时候埋下的种子,我一直做着文学梦。我身边有许多优秀的朋友。记得有一次,我与青年作家范超在一起聊天,他是贾平凹的弟子,也是冰心散文奖、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等奖项的获得者。我问他,你现在官做到局长一级了,曲江的事儿又那么忙,你是怎样处理工作与创作的关系的?他说,在这一点上,平凹老师是榜样。平凹老师平时忙不忙?但他坚持每天至少写2000字。人白天都忙,但晚上要挤还是能挤出时间来的。后来,读到贾平凹的一篇散文,说母亲怕他晚上熬夜写东西太晚,就一遍一遍地催他睡觉。见催不到床上,母亲就抱怨说,身体要紧,难道写字比命还金贵吗?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扑簌簌掉下来。后来,与平凹老师接触,他总是说,咱就是个农民嘛,整天不种地干啥呀?这些话都像鼓点一样敲击在我心上,让我常常有一种近乎信念的东西在心中升腾。
所以,这么多年,我白天兢兢业业于工作,而晚上或节假日,则孜孜??于写作,以至于握笔的拇指总有一块死疙瘩。人们都说我是“苦行僧”,这一点我是认账的。当然,一边工作,一边创作,虽然泾渭是分明的,但也难免会落些闲话。我苦闷过,沉默着,也咬牙坚持着。在此过程中,我总想到梁启超的一句话: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我似乎是个有 “咎”有 “誉”的人,但我还不是一个 “庸人”。好在,我的 《老家》 《福地》 《乐游原》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好评。特别是这次获得冰心散文奖,我觉得是对我真诚写作的最好回报。
记者:从《老家》到《福地》到《乐游原》,你是否把自己的散文框定为地域写作?
孙天才:至于地域性创作问题,应该说,我的100余万字的散文大都是写渭北,写秦岭,写我的居住地乐游原。在自己的出生地,在自己经验形成的环境中,你钻得越深,写作的理由就越充分。无根的写作只会是一种精神造假。从这一点来讲,我选择我的出生和生活地域而潜心写作,并成为 “渭北大地深情的歌者”。
记者:“渭北大地深情的歌者”这个称谓表达了你对那片土地的挚爱。也有很多作者致力于写自己的家乡,但能够写出个人独特风貌的并不多。你认为自己是否形成了成熟的写作风格?你怎样总结这种风格?
孙天才:写作的秘密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字:写。我只是真实地写作,写自己对最熟悉的人、事、物的感受。至于成熟的写作风格的形成,我真的没有过多考虑过。最近,陕西的一位作家也是评论家叫姚展雄,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 《孙天才散文论》,其中谈到我散文的几个特点:一是从胸腔和血管中喷出来的真情实感;二是饱含忧患、悲悯和深刻的哲学思辨;三是大朴不雕,力求还原生活的本真。其实,文学是写人的,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可能就在于有感情、有思想。所以,有评论家说我的散文是真诚的散文,是有思想见地的散文,是本真的原生态的散文。
其实,文品与人品是互相统一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文。我不喜欢太过修饰的散文,就像给本真的生活披了一件漂亮的外衣。而那被披了外衣的生活,在我看来,正如那些在脸上涂抹香脂的女人,美是美了,但说实话,我还是希望散文还原到生活的本真中去,不溢美、不掩丑、不隐恶。其实,我们能把生活中的一棵树、一条河、一个人、一个村庄的原本面貌、本真状态和生命精神,在自己的文字中写得就是一棵树、一条河、一个人、一个村庄,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平凹老师有一年去合阳,看到流经那里的黄河,挥笔写了: “厚云积岸,大水走泥。”这也成为我后来写作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混混沌沌,大化天成,汪洋恣肆,大气磅礴。当然,距离这种境界我还差得很远。
记者:谈谈你获冰心散文奖的历程,获奖之后心态有什么变化?
孙天才: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体、记者和镜头,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冷静、沉静、宁静。回来后,我去贾平凹、李星、莫伸、和谷、陈长吟等老师那里做了汇报,他们都给了我许多肯定、鼓励和指点。后来,我写了篇获奖感言,叫《宁静致远》,并把诸葛亮的 《诫子书》又抄了两遍。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刚刚跨进文学门槛的小学生,有幸获得了这样一个奖项,但没有任何理由浮躁膨胀。无论如何,今后的路还很长,我还是应该沉静下来,冷静下来。这个世界对我已足够深情,这是陈忠实老师曾经说过的话。我感谢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各级组织和各位老师。我的心中唯有感恩。
记者:说到铁路题材,我想为铁路作者提个问题。很多铁路作者也想像你一样,走出铁路圈子,或者突破行业文学的局限,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影响更多读者。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具体到操作层面,什么样的工作细节会激发你的创作灵感?能否举个例子?
孙天才:前面说了,我写铁路题材的长一点的文章,是报告文学《丰碑刻的大巴山》。我先后5次到巴山采访那些养路工,始终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这么多年来最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最难受的一件事是什么?那些职工都很朴实,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最高兴的事是回家。我有一篇文章没写完,题目叫 《普通人的欢笑和眼泪》。正是这些普通得像道石、像钢轨、像枕木一样的铁路工人,用无私和大爱支撑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大厦。每次与他们谈话,我心中都会涌起一阵阵的感动,我就想把他们的精神和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需要精神的社会……
铁路文学是一座正在被深度开掘的富矿。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首先是语言的社会化和文学化。铁路文学应与中国文学的语言系统接轨,无论是铁路文学,还是其他行业的文学,都不能自说自话。真正的文学应该说 “普通话”,说 “人话”。铁路人也是人,铁路故事也是社会故事。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心灵,这是直抵文学本质所不可缺位的。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所说,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心灵而写,只有心灵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心灵让人真实地了解自己,而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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