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洪说，雨天不适合听马勒。为什么？我就很纳闷。说马勒的交响乐潮湿，只有亚洪这么说。这是他从指挥棒上体味出来的一种对音乐的感觉。这感觉我没有。他再三强调：音乐，会见。他也叫我音乐会见。我不想见。因我产生不了他所谓的潮湿的那种感觉，我甚至会有困在沙漠腹地焦渴不安的逆反感觉。在天资上跟亚洪向背而立，会见，还会见什么呢？感受的结果一定是南辕北辙。

确切地说，我是个乐盲，我不懂音乐。但他还是要求我，音乐，会见。

不赴音乐会的亚洪已够儒雅、够小资的了。高额，高鼻梁，高高后扬的蓬松发型，架着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在对近代文人的想象中，找得出很多同类的影子。他会一口英文，也会写一两首现代汉诗，三楼书房内始终放置着一台“Rancilio”牌子的意式咖啡机，压榨着羊粪似的肯尼亚咖啡豆。音乐响起，自然是西洋的古典乐曲，作为背景同时跟咖啡豆焦味的浓香气味，在客人们的鼻底与耳际之间缭绕。科班出身的亚洪，弥漫着咖啡豆香味与柴可夫斯基的音符，蛰伏在温州某一个深巷里，俨然一只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海龟”。于是有文友戏谑他：假洋鬼子。

从广义而言，亚洪是位时尚的新散文作家。行文流畅、轻快、不拘一格。近年，他挂着单反，四处游走于乡村、闾巷，写小巷，写村落，用取景框与键盘记录下时代变迁中即将消逝的时光碎片。在我看来，他写得最出彩的还是多部与音乐有关的专著，像《音乐为什么》《天鹅斯万的午后》，在乐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的音乐随笔跟他的个人气质已水乳交融在一起，敏锐，前卫。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比较洋气。他的写作经验已把他与音乐厅、大剧院、指挥、乐团联系在一起，与切利比达克，与福莱、瓦格纳、海顿、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这些人名联系在一起。他热爱音乐，甚至爱屋及乌，给自己心爱的书房取了个斋号：水乐斋。那年，岭南归来适逢台风时节，乌云密布，他竟然独自冒着飓风将临的危险，带着块青田封门石驾车来访。我用刻刀在印石上为他奏下一行边款：音乐如水漫过的房子。

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尼采这样说。我接纳了这个错误。拿儿子的话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尽管是一知半解感受着蝌蚪跳跃的力量，但我还是个乐盲，我不懂音乐。但亚洪还是鼓励我，音乐，会见。我拒绝过他：音乐，不会见。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爱乐丛书”系列之一的《音乐会见》非常精致，亚洪用了5个乐章漂亮地完成她。马勒、瓦格纳、切利比达克，这些大师的作品，如节庆的灯笼，不，如珠宝大师手掌上的水晶，非常纯净、专业、晶莹剔透地穿在一起。亨德尔说，音乐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于是我开始了阅读。

“定音鼓熄灭了，小号熄灭了，长号熄灭了，大号熄灭了，竖琴熄灭了，单簧管熄灭了，只有几把弦乐器拉动着，细如游丝，像死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气。我望着台上的人，不敢呼吸，场内听不到任何音乐，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都要哭了。”这是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德国指挥家帕沃·雅尔维演绎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情景结尾，也是乐评家郑亚洪在《苏州，法兰克福，马勒》一文中所描述的结尾。马勒要死了，他要最后看一眼他的故乡，看一眼依然茂盛的树、花、草，看一眼他的女人阿尔玛。

面对弥留之际的马勒，亚洪说，马勒对生的渴望、对生活的眷恋，被小提琴毫无保留地宣叙出来。

亚洪看这场演出、写这篇文章已经过去8年了，我不是被马勒、被帕沃·雅尔维所感动，因为我根本不熟悉他们也不懂得他们，我是真心被亚洪诗一般的文字所感染，被亚洪小说一般的描述所感动，他的表述如此宁静，如此优美。他在观赏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时候，看到指挥家切利比达克，突然来了个大转弯，放弃了冲刺，由慢变成彻底的慢。因为慢，这就是高潮，高潮中的高潮。

当读到这些章节，我禁不住暗暗喝彩：太棒了！文字链接着音符，令人心扉震颤。我联想到人的一生，自己的一生，慢些，再慢些，这是人生的高潮，高潮中的高潮。《第五交响曲》是柴氏“悲怆三部曲”中最复杂的一部，而终曲又是最具矛盾、最不平衡的一个乐章，表现生命、欢乐和幸福的音乐十分动人，让无数历经苦难的人们，备感亲切。

由衷地要从内心伸出一只瘦弱的手，握一握亚洪。觉得没有理由再说：音乐，不会见。

古典乐评以外，巴洛克音乐、尼德兰音乐、印象派音乐、浪漫或后浪漫派音乐，期待亚洪有更多的尝试与涉足，在音乐领域的抒写方面遨游得更广阔、更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