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想不起来是怎样的春季，树木照例要返青、抽芽。春风中的味道奇特，火车从远方开来，缓慢而坚定。那是一个小站，远离村镇，像一颗图钉按在四面荒野的大地上。土黄色的站舍，小候车室门前有两棵高大的雪松，上面栖着斑鸠和麻雀。它们已经习惯了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人迹罕至的小站成为鸟类的庇所。小站的夜晚很漫长，野兔在雪地里留下足迹，野狗紧随其后，某种不为人所知的野物亦然。它们的世界惊心动魄，神秘而冰凉。穿过铁道线，对面是一段不算短的土丘，丘上孤零零地长着几棵刺槐和板栗。春天来了，槐花开过，雪花一样的花瓣引来一些野蜂，当然，板栗树米粒状的花蕊对野蜂有着更大诱惑。沙土地的土丘上春风荡漾，我仰躺在树下，阳光从树枝上漏下来，有时会有一只鹰在高远的天上盘旋。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决定要“搞”些书来读。镇子里的中学旁边有家小书店，店主是个女人，据说她曾经上过高中。她长得清瘦，头发很长。她一边做着裁缝，一边卖书，书架后面是她的厨房。有天中午，我看到她在书架后面炒菜，终于明白崭新的书本怎么会散发出一股香油的味道。在她那里，我接触到了沈从文，看到了张爱玲——这些名字，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当然，后来也读到了路遥，读到了余华与苏童……记得，她的门上刷着蓝漆，门分两扇，上面镶了玻璃，玻璃后面拉了门帘。我推门进去，她总是低着头在缝纫机上做活。她抬起头来，冲我笑笑，并不理我，手里的活也并不停。我从书架上自己找书，坐在她对面，在“滴滴嗒嗒”的机器声中翻看她刚进的新书。那时我舍得花钱买书，书也读得太快，并不清楚自己是否读得懂。后来，渐渐明白，得到一本好书是一段不简单的机缘。例如，《德语课》是非常偶然的机会买到的，现在，我仍然会时不时地翻看。作者对命运的解读，对时代的记录，对战争的反思，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是海底的冰山，让人着迷。

刚分配到小站时，我大概10天左右可以休一次班。休班时，我常坐火车到城里买书，中午会和朋友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天南海北地聊，我常因此忘了时间，错过回小站的火车。

工作日的休息时段，我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书就堆在与同事共用的桌子上。后来，我买的书越来越多，便从养路工区要了一个破木箱，用报纸将里面糊起来，用来装书。那是我最初的书箱，后来搬了几次家，书箱不知去向，书却留了下来，炒菜遗留下来的香油味道已经不在，20多年留存下来的时间的味道也已经无法描述。

这个小站后来撤销了，那两棵雪松还在，它们坚守在那里，见证了时间的流逝。我被分配到大站，那段时间，我每天清晨背着包出门，包里装着当天的饭食和一本书，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我可以读60多页书，这是我每天重要的读书时间。我曾在文章《奔跑的阅读》里写道：“火车是一个容易诞生陌生感的地方，读书使这种陌生感急剧增大，同车人的面孔神秘而遥远……”那段时间，我将自己定义为“旅行者”。“他住在莫布雷火车站附近一个居室的公寓里……”南非作家库切在他的小说《青春》中将火车这种远行工具推荐给读者。火车从远处开来，然后开向远处——我不知火车站的职工们离开没有，他们是否也居住在那个叫莫布雷的火车站附近。每天早晨或者黄昏，他们夹着铝制的饭盒，穿过灰暗的街道，缩着脖子、踩着落叶走向调车常正点的火车正缓缓开进车站，一些离开的人表情沉默地站在高高的站台上，旅行箱上的标签透露出这个出走者的痕迹。这个世界似乎对于这位旅行者的踪迹并不十分感兴趣，他来了，他走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悄无声息。只有火车在制造着声音，或者说暗示着出走的意义。

回想于此，我会经常想到少年时去往另一个城市求学的经历，火车总是傍晚时分抵达那里，灰白的楼房里有零星的灯光。我永远不知道灯下坐着什么样的人，那种陌生的忧伤让年少的我难忘。那时，我无法预测到后来我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人、读到什么样的书、写下什么样的文章。如今，那些灯下的人们依然生活在那里，他们没有年龄，没有面貌，没有性别，却长久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在我的小说角色中活到今天，他们是永生的，像蚯蚓，断掉一截，长大一截，无绝无匮。

如今，我乘坐火车时偶尔会途经那座废弃的小站，透过车窗，我曾工作过10年的小站显得既虚幻又真实。后来，我将这段经历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火车站》。尽管火车站的名字是我的杜撰，人和事也多有虚构，但是，我的感情却是真挚的。我感谢在小站的经历，那段时间，我经历了蒸汽时代、内燃时代、电力时代。在我工作的20多年中，身边的人与事发生了巨变，我由乡村走进城市，我的书都长着圆圆的轮子，它们不离不弃地跟着我，安静地躺在书房里，字句安稳，酝酿深邃——等待着被我“发现”另一层内涵。随便翻开一本，在扉页上，肯定有我当年写下的题记：某年某月购于某处……有的字迹已经模糊，有的，仿佛就在昨日。

供职于济南铁路局青岛西车务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