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字 都像盛开的花

人从来不是为写作而生，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写出经典作品。但是，任何人一旦开始写作，并要把所书写的文字呈现给读者时，就要有一颗纯净的心。作家写出的每一个字，都应该像盛开的花一样，给人以美感。

记得在圣诞节的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吃斑鱼。温暖的灯光下，是非常适合怀旧，或者说讲故事的时刻。

给我们讲故事的朋友，曾在长白山深处的一所中学任过教，他的故事把我们带回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他讲的是他的老师。老师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了长白山深处的小镇。老师才华横溢，曾参加过氢弹和卫星的数据运算，经常在学术期刊发表数学论文，自然受人爱慕，可他却一直单身住宿舍，一住就是20年。当朋友讲到他所敬重的老师突然去世时，夜的美好，顷刻间摇晃起来。

朋友先是老师的学生，后来又和老师做同事，对老师多少了解一些。老师的父母在“文革”期间相继过世。20年间，老师只是通过和姐姐的书信来往，保持和上海的联系，但他的思乡之情从未减弱。城里的师范学院看重他的才华，想调他进大学校园，一些机关也想调他去工作，他一概拒绝。老师说，不能回上海的话，他情愿留在大山深处的小镇。去世后，老师的姐姐把他的骨灰带回上海，撒到黄浦江里，以此实现老师回到上海的夙愿。有大都市生活背景、受过高等教育，这样一个人的死亡，如此简单？我分明从朋友的讲述中，感受到了隐于大山深处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傲骨。我不认为他的死，缘于偏执、迂腐和狭隘。感慨之余，我决定书写这个故事，于是有了中篇小说《π，或者秋水》。

小说当然不仅仅是讲个故事，优秀小说理应见证作家的人文关怀。收录了《π，或者秋水》的中短篇小说集《十三幅油画》（群众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收入的13篇怀有悲悯情怀的小说，全都在文学期刊发表过，其中的《π，或者秋水》（发表于《中国作家》2016年5期）无疑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

张策老师在此书的序言《确立起自己的文学风格》中说，“当下是公安小说作家确立自己创作风格的时候了。探索是一种方向，确立的风格则是进一步探索的阶石”。回望20多年的小说创作经历，探索正是我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总在不断探索中，着力突显自己的个性风格。一位资深编辑在编辑一本短篇小说作品集时，发现许多“70后”作家的作品似曾相识。很多作家的小说作品，相似度非常高。这不禁让我警觉起来，创作中开始有意识地与别的作家区分开来。

近年来，有人高唱文学回归现实主义，只有现实主义才是文学的本真，那么，像《西游记》并非纯粹现实主义作品，是否就该从四大名著中剔除呢？在现实主义的召唤下，诸多刊物所发表的小说作品，似乎在极力证明，越媚俗越现实主义。在我看来，作家或者说文学作品更应该关注的是人类美好的精神世界。新闻是把一个复杂的事件简单明了化，文学或者说小说则刚好相反，是要把一个简单的事件复杂化，从而观照人类的精神世界。

在北京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英国女孩穿着袜子，自由活动在车厢有限的空间里。在多数人看来，公共场所不穿鞋是没有素质的表现。可在20多个小时的旅途中，除了睡觉，即使坐在边座上吃饭，她都在细心读一本英文书。视野内，再找不出第二个阅读者。英国女孩汉语说得不是太好，她说她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一年。在即将离开中国之际，她要去阳朔看看。她说她喜欢中国，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高岷云。她说她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还会来中国学习。过去的半年，她读了7本书，正在读的小说，写的是一个英国女孩的成长史。

读者需要正面引导，当形成以读好书为荣的社会风气时，出版业自然会繁荣，人的精神面貌当会焕然一新。而想让人们读到好书，作家无疑责无旁贷。

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只局限于临摹现实，丧失了民族精神、文学精神、探索精神，表达方式和语言都难得一变、毫无探索性，难道不可怕吗？当每翻开一本书，都像面对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某类产品一样，文学怕是真就死了。

任何形式的作品，都应该给人以美感、启迪和向上的力量。史铁生先生秉承的文学精神和他所拥有的高贵灵魂，使其作品少而精，毫无媚俗之态，很多作家和读者都对其肃然起敬。由此，确立自己的文学风格，首先要具备文学精神，当文学精神、文学品位达到同灵魂一样高贵时，才能正确把握探索方向，铺就进一步探索的阶石，才有可能写出经典作品。

作家理应敬畏经典。即使耗尽终生，写不出经典作品，也应该始终怀有经典意识和文学精神。

一本书的出版，只是个人文学创作上的小节。我庆幸我自己的《十三幅油画》里，没有为夺人眼球而制造出来的噱头，没有黑暗的凶杀、贪婪成性的腐败和不值一提的滥情。当今中国，值得作家关注和书写的，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或者说，值得作家关注的亮点其实非常丰饶。

雪花飞舞的圣诞夜，作家更多地应该想一想卖火柴的小女孩，哪怕那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不是仅如天真的顽童，空想圣诞老人乘着雪橇送来精美的礼物。

供职于沈阳铁路公安局通化公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