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写作者的春天

有时我想，我是不是已经无法从容不迫地享受诗和远方了呢？

小说，与诗和远方息息相关。诗和远方，往往是文学作品的种子。例如《地坛》，当我在初秋面对还是一树绿意的银杏树时，想到它将会在深秋变成一树金黄，就在心里期望，到时要看看它。待到深秋，在一个秋风呼叫的下午，我坐在地坛里的长椅上，长时间看着游客飘浮在一片金黄色的银杏叶之上，由此了却心愿，并在心里种下一颗小说的种子。

四月的天津城，淡妆初上，柳树在城市的喧嚣声中吐出淡绿的叶子。我不记得大街小巷旁，是否有迎春、桃花或玉兰花在开放，倒是朦胧记得，在五大道一家咖啡馆的院子里，卡布其诺在和煦的春光下，在几个同学间肆意飘散着浓郁的芳香；还有海河边的名人故居，一幢幢别墅里，留下了好多年前名人在此生活的蛛丝马迹；还有在文化街淘书的惬意，过于专心淘书，班长送的一包香烟，不知在哪个书摊前俯身翻书时，从裤兜里逃离了。

难忘的是海河。

我依然能听到游船开离码头，悠长的汽笛声，划破春夜，消解在海河两岸的万家灯火中。

四月的晚风犹如缠绵的手掌，软软地拍打着身在异乡的人，也推皱了铺着亮光的海河水。

游船逆流而上，河两岸灯火辉煌。我挤在游客当中，被友人拍下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当然难尽人意。我拍照向来难看，那张挤在游船上、在闪光灯下拍的照片，后来不知所终，自然是情理中的事。

游船移动身躯，笨拙地调头时，我依然眺望着远处的摩天轮，像在默默与它作别。我不清楚当时为什么那么钟情于巨大的摩天轮。班长的脸胖乎乎的，他用略带西北方言的普通话说：“那是天津之眼。”于是在小说《狂欢》中，单单单说：“看，天津之眼。”赵晓晨随她看远处由灯光形成的硕大眼睛，心想，偌大天津城上演的人间悲喜剧，都被它尽收眼底了吧？在火车上，我曾看过一名女旅客的身份证，我一点儿没看错，她的确叫单单单。

在天津的两天，大家难免会说起某同学，因为某种原因没能到天津。此前，其中一位没去天津的同学告诉我，其前夫参加一个培训，不过半个月，而他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她提出离婚。爱情有时生长得过于凶猛，带着决绝和伤害，迅雷不及掩耳，让当事人不得不重新构建各自生活和不同的人际关系。

到达天津是四月的早晨，我在微博上写道：你好，天津。第二天傍晚离开时，我与天津道别：再见，天津。

那一晚，住在都市深处的一家快捷酒店，印象中，酒店有着些许的乡土气息。小说《狂欢》是在那家酒店的床上萌生的吗？它当然与天津之行有关。它来源于生活，在天津之眼的注视下，在我不停的想象中生长着——海河上有很多桥，城市里有商业街、公园、大学、医院，以及生活中的诸多故事——它在我的心里孕育，最后长成了在简短两天间，发生在天津城的关于灵魂与情感的小说。

小说结尾出现的那列红色的火车，于我又是多么熟悉。

此后，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怵于到陌生的城市。有段时间，甚至不管身在何处，我都感觉自己是走在通往天涯的路上。当我不得不为工作或某些事情离开小城，去陌生的地方时，我会从离开家的那一刻起，不停地谋划返程事宜——当然是办完事，立刻起程回家最好。归心似箭，不想再停留片刻。例如到北京参加培训，当有人兴致勃勃与朋友会面时，我却第一时间离开，初冬时节，不惜到山海关等上3个多小时，也要用最节省的用时，登上回家的列车。

有时我想，我是不是已经无法从容不迫地享受诗和远方了呢？

小说，与诗和远方息息相关。诗和远方，往往是文学作品的种子。例如《地坛》，当我在初秋面对还是一树绿意的银杏树时，想到它将会在深秋变成一树金黄，就在心里期望，到时要看看它。待到深秋，在一个秋风呼叫的下午，我坐在地坛里的长椅上，长时间看着游客飘浮在一片金黄色的银杏叶之上，由此了却心愿，并在心里种下一颗小说的种子。

我也总在小城里寻找小说的种子，在相对简单、有限的社交中，在熟悉或陌生的环境中，发现平凡生活中闪亮的刹那。我总会对某个朋友或陌生人，因他们给予我了心灵的触动，致以深切的谢意。

多年后，我坐在天津站广场边的杨树下，在绵绵细雨中，看着车站楼顶上的大钟慢慢滑向18时。我想起了多年前的四月，和同学一起夜游海河的情景，而且突然回想起来，在送先行离开的同学时，我在火车站的十八街麻花专卖店，买了多种口味的麻花，送给将要踏上归途的同学。那个夜晚，在回想中闪烁着温暖的亮光。

如果没有写下小说《狂欢》，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我曾于春光乍泄之时，到过天津城，并在春夜里，乘船游过海河呢？

春光乍泄时，或许会有美好事物，乘着春风纷至沓来。迎接或发现春光中的美好，并用心血滋养它，让它成长，并以文学的方式，把沧桑岁月中的某个精彩瞬间，永远留给未来悠长无尽的岁月，或许正是一个边缘化写作者的最大心愿吧。

供职于通化铁路公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