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剧《黄土高天》走近莫伸

■孙天才

最近一段时间，根据莫伸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黄土高天》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这部电视剧讴歌了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变革，反映了中国农村的深刻变化。这部弘扬新一代农民创新精神、探索当代农业发展道路、思索中国“三农”问题的电视连续剧，深深地吸引着我。

可能是与莫伸熟悉的缘故，可能是电视剧的故事和拍摄背景地在陕西的缘故，也可能是此前读过原著并与作者有过深入交流的缘故，总之，每晚8时我都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那些扎实而恢宏有力的故事，那种沉着而荡气回肠的基调，以及以张天顺、秦学安、赵秀娟、秦田、秦奋为代表的三代农民和农村干部的典型形象，把我带回了故乡那片多情的土地。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善良淳朴的乡亲，常常让我想起我的那些仍生活在乡下的亲戚。我随着他们欢笑而欢笑，随着他们流泪而流泪。当然，每当剧情结束的时候，我也会想到我与莫伸的交往，以及莫伸对我的人生和创作的影响。

我是1981年认识莫伸的。那时，我19岁，刚从学校毕业，在宝鸡电力机车段工作。我有个师傅叫杨西平，北京知青，待人很真诚，喜欢写小说和剧本，和莫伸很熟，礼拜天常拉着我去他家吃饭。那时，莫伸的《人民的歌手》和《窗口》在全国影响很大。他当时已经调到西安铁道报社工作了，但家还在宝鸡，每周来回跑通勤。这样，刚刚跨出校门的我，凭着这个机会认识了莫伸。

记得第一次见莫伸是在杨师傅家里。正月初的一天，天空飘着雪花。从上马营到斗鸡台，莫伸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印象中，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围着一条带方格的围巾，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文弱书生的样子。当时，他30岁左右吧。因为在西安上学时，我爱好文学，《人民的歌手》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窗口》也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这两部小说的连环画版本我也看过，所以我见到莫伸，就像今天的一些年轻人见到当红的歌星影星一样，心情十分激动。

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这位名气很大的作家曾经在秦岭山区一个叫十二盘的村子下过4年乡，后又在宝鸡东站货场做了7年的装卸工。装卸工在铁路上是最脏最累的工种。一列拉煤的火车有几十节车厢，那些装卸工要一锨一筐地将煤灰、煤块从车皮上卸下来。天热的时候，往往是脱光上衣干活……无法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瘦弱的肩膀，扛住了那样艰苦的劳动，而且一扛就是7年。但一个人外在的至柔，并不妨碍其内在的至刚。他白天在货场卸煤，晚上却坚持读书、记日记、写作。那时，莫伸还住在上马营铁路边一间低矮的工房里。

当天他们说了许多话，气氛就像过年走亲戚那样热闹。至今能清楚记得的是，当谈到文学创作时，莫伸说，他从下乡的时候起，就坚持写日记，这极大地锻炼了他的笔力。如果说在文学创作上他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那在很大意义上是踩着那些日记本一步一步走来的。

生命是一种进阶，踩着自己的日记本一步步走向成功，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从那时起，一个19岁的孩子也坚持晚上读书、记日记了。记得宝鸡市经二路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那里买书。那时工资低，我又想多买几本书，就只能挑那些简装的薄本，莫伸早期的作品集《宝物》就是那时候买的。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天读一本书，一天写一篇日记。记得有一次，母亲从老家来宝鸡住了几天，晚上，我就用旧报纸遮住台灯看书。母亲醒了，催我说：“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悄悄地睡下，又悄悄地爬起来，因为那天的日记还没写完。说实话，那时每当想起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在烟尘弥漫的货场卸了一天煤，又趴在低矮的房子里咬牙写作的情景，我就觉得那个人也应该是我。

1998年，时隔17年，我在宝鸡电力机车段当党委副书记，而莫伸已从西安铁道报社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做编剧、导演。据我所知，他执导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叫《东方潮》，是国企改革方面的题材。没有想到的是，他把拍摄的主景地选在了我们单位。这中间需要协调场地、安排群众演员，还有一些具体的配合工作。人生无处不相逢。就这样，我与莫伸有了17年之后的“第二次握手”。那时，莫伸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还是那样清瘦，但那副茶色眼镜后面的目光更深邃了。记得那部电视剧的男一号是廖京生，曾主演过电影《生死抉择》，在剧中饰厂长。女一号是左翎，曾主演过《情满珠江》，在剧中饰工程师。西安话剧团的智一桐曾是《半边楼》等多部影片的主角，在剧中饰演副省长。拍戏间隙，我们与莫伸、还有那些影视演员在一起聊天，那种谈笑风生吃西瓜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后来，那部电视剧播出时，莫伸特意给我打电话，通知了播出的频道和时段。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让我们那个单位的职工家属热议了半年。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东方潮》的胶片哪里有卖的？他们的父母在剧里当过群众演员，有的“演员”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儿女们想收藏做永远的纪念。

1999年，我调到了西安工作，似乎日夜都有做不完的事，与莫伸的联系少了。但我与他的内弟同在一个机关。从他内弟那里，我知道了莫伸的长篇小说《年华》《尘缘》，也知道莫伸写了京九、大秦铁路，还拍过《郭秀明》《支书和他的媳妇》《远山》等影视剧。这期间，我从多种媒体上看到过关于他的消息、评论和文章。装卸工出身的莫伸，对社会底层的人民有着朴素深厚的感情，他善于从普通人身上挖掘人性闪光的东西。正像他说的那样：“这些平凡的生活和日常起居，却含着让我们汗颜的内涵，它远比艺术家虚构的故事更加曲折复杂，也更让人震撼。”

此后，我们有过几次聚会，他还邀我们在西影厂的小电影院看过《古路坝的灯火》试映，我也到他家拜访过。他很忙，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我知道，除了西影厂创作中心的专业作家、编导，赫赫有名的小说、报告文学作家外，他还兼着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他家客厅的书柜上，我看到了许多闪光的奖杯、证书，有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有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有夏衍电影剧本奖。那天，我提了一袋书回来，有《有岁月留痕》《危情》《远山几道弯》，还有新出的《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是他花了两年零一个月，拄着一根棍子在田野上用脚走出来的作品。60余万字的大书，沉甸甸如一块砖头。他们那个院子里矗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树，有风吹来，那些哗哗飘动的枝叶，也如鹰翅在光炫中振飞。

最近一次见面时，西安城经过几天的雾霾之后，太阳出来了。雾开霾散，晴空万里。我们像30多年前在杨西平家里一样，话题又回到了文学。那天，莫伸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还准备了课件和范文。他的言谈举止儒雅睿智、谦逊真诚，让我似乎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他说，生活的积累是完成一件作品的重要支撑，没有生活沉淀和生活积累的作品是很难立起来的，纵使勉强立起来了也是轻飘如絮的。他说，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应该精雕细琢，包括每个句子，都应该保证它的艺术含量，都应该具有鲜活坚实的质感。文辞要反复挤压，干货要多，水分要少。他说，作者在写作时，一定要考虑读者的感受，不能给读者人为制造阅读的障碍，要多用朴素的日常生活语言。他说，好文章是写出来的、改出来的，也是咬牙删出来的，对文章要狠下心来做减法……

那天，我问他，当感觉散文在表现重大题材上存在先天不足，而要往小说方面转换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他说，关键是生活的积累。从艺术手法上说，转向小说后，要更多地注意人物的塑造、故事的构筑……

点点滴滴，我都记在心里。我知道，这是他几十年基于上千万字的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也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话。这些金子般宝贵的东西，对我今后的写作无疑会产生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