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创作接近艺术的本质

年前回湘西老家过春节的时候，80岁的老母亲递给我一摞剪贴本，对我说，还记得这些东西吗？还要这些东西吗？

这是我20多年前创作的作品，有诗歌、散文、小小说、报告文学和戏剧小品。这些作品，有的发表在家乡内部交流的油印小刊物上，有的出现在国家级、省级的大刊物上。比如话剧小品《浴室素描》，1991年8月16日发表于《杂文报》特刊，荣获全国首届“杂文报杯”讽刺幽默文学创作大奖赛一等奖，中央电视台一套多次播出；比如散文《阿妈，请你看春天》，1992年发表于《散文》杂志第四期，同年，《新华文摘》杂志第八期转载。这些物件是什么时候丢的？老母亲又是什么时候帮我捡到的？在老家温暖的火塘边，我读着自己的陈年旧作，回忆曾经激情四溢的文学时光，不禁感慨万千。

在卷帙浩繁的文艺作品中，每一部的背后，都或显或隐地体现出作者的写作目标，以及对人生幸福或意义的追寻与探究，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卢梭在《忏悔录》中也说：“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我那时的作品，也许稚嫩，甚至还很矫情，但都是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

我把这一摞失而复得的剪贴本带回长沙，端端正正地摆在书柜里醒目的位置上，希望从中找回一些闪光的记忆，一些可能已经丢失的东西。

真正的文艺创作，其目的是找回纯净心灵，追寻恒久幸福。文艺创作首先必须让自己的心灵纯净，然后才能以我手写我心。陶渊明一曲《归去来兮辞》是何等的随心所欲，这是亲近自然的率真旷达；关汉卿一折《窦娥冤》是何等撕心裂肺，这是无关名利的自觉呐喊；曹雪芹一部《红楼梦》是何等深沉悲凉，这是潦倒贫困的自身写照。如果他们不能净化心灵，就不能达到生命体验的高度，更不能挣脱名利的束缚，也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司马迁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但当今文学中的世俗化写作，以大胆直露、肆意渲染的手法，凸显对权、钱、色的追逐，而缺乏对纯净心灵的观照，虽然不乏偶尔抒写自我的那份惬意及愉悦，但体验到的只是较浅层的快乐，无法获得心灵层次的恒久幸福。

从社会层面来看，文艺作品一经面世，便成为社会精神文化产品，因而文艺创作既是一种纯净自我心灵的审美建构活动，也是一种精神价值的生成传递活动。价值是一种感知、一种理念、一种追求，是文艺创作者对个人、社会和时代的思考与表达。一切创作活动都在创作者的价值观指导下，围绕着寻找价值、发现价值和创造价值而展开。深藏于文艺创作者血液和骨髓之中的价值观，对其文艺创作具有决定性、方向性的意义，直接引导、支配和规范着创作行为。马克思说：“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绝不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诗一旦变成赚钱的手段，诗人就不是诗人了。”可见，艺术作品要在人类的灵魂中燃起理想，指引着人们超越物欲需求，向着人类未来的美好目标奋进。

清代文学家李渔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传之心。”文艺工作者只有持传世之心，其作品才能不被流俗的价值观念所绑架，才能温润心灵、传递价值、造福社会。持传世之心，必然要将社会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鲁迅先生拯救国民的写作目标，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强大内驱力；杜甫的一生都浓缩在了“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的诗句中；爱国诗人屈原存世的篇章表达了诗人关注国家命运的情怀。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都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

文艺创作要有“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的文化风骨和“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的文化追求，要摆脱物质诱惑，让作品纯粹起来、厚重起来、高尚起来，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