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参加了阳平关至安康铁路的建设，在交通部铁一局三处工地医院工作。除夕之夜，我为一位男性爆炸伤的民工上特别护理班，他的伤势很重。清晨起床，推开房门，竟然推出个雪白的世界：阳安线茶镇车站的房舍，汉江河对面的茶镇街道，江中已经停摆的渡船，都被这可爱的生灵铺盖的严严实实，只能模模糊糊地露出它们的轮廓

来。而跳入江中的雪片却顷刻间被绿色的浪花所吞没，融为一体向东泻去。

我站在江堤，意欲到对岸的街道买些酒菜，可轮渡的船只已停摆，我只好沿着江堤徘徊。“想搭船吗，我送你。”我听到的声音如蚊蝇般，扭过头去，一位老妇人站在我的身后，吓了我一跳：她身躯佝偻弱小，硕大的背篓压在肩上，青灰色手工织就的衣裤上，满布着多种颜色的补丁，一双布鞋满是泥泞，连袜子都没有穿。“一级风都能将她吹倒，她还能帮我摆渡？１我一句话没说，只是摆了摆头。她一声不吭地走了。望着她渐渐走远的身影，我心中的悔意逐渐强烈，“哎，哎！站妆，我三步并作两步追了上去，“这麽大的雪能渡吗？”老妇人抬起头朝下点了点，一句话也不说。此时我才注意到她满脸的皱纹像饱经日晒风雨剥蚀多年的松树皮，额头的纵纹深如壕堑，眼袋下垂，眼睛眯成一条缝，一点神气也没有。头上裹着厚厚的蓝色头帕，头发与汗水和雪水融为束状紧紧地贴附在面颊上。这形象就像电影《农奴》中的强巴。她行吗？我心中忐忑不安，但又不愿流于言表。“生死由它去１我横了心了。

我们一路相对无言，踏着深深的积雪来到船边。只见老妇人将背篓轻轻解下，不经意间我看到背篓中装的是一床薄薄的棉被、一个枕头、两个偌大的搪瓷碗、一把铁锹和一双男人穿的布鞋。她解开缆绳，艰难地爬上了船，从舱中抽出一根竹蒿站到船尾，在水中轻轻地一点，船开启了。她身子由后向前倾，双手交替从竹蒿的中段向远端运动，竹蒿不停地收起再插入水中。

“大娘家有几口人？”此时，我心中掠过一种意念，说不清是感激还是歉意。

“七口。”说完，她将脸侧了过去。我仿佛看见她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可能是风大吹的，”我想。船靠岸了，我高兴地嚷道：“老乡，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又站在船上时，船上多了一位陕南装束的农家老汉。望着绿水白雪，我得意极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诗词的吟诵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的，我只能在这个场合中亢奋一番。再说，他们又能懂什么？只见大娘依然重复着摆渡的动作，那位老汉却一声不吭地抽着旱烟，目光凶狠狠地一直盯着我。我要下船了，老汉冷不防地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声嘶力竭地喊道：“娃子家，晓得不，这位大娘的儿子修铁路，昨天在峒子里放炮受伤，刚死。为了给你摆渡，她用掉两个时辰，自己娃子的事……”

“放手！让人家娃子走！１奇怪，大娘给我解围时的声音却是那样洪亮。

我拎着东西，一路小跑，可两条腿却沉甸甸的。回到医院吃饭时却一点胃口也没有。那天下午，听说我做特护的民工死了，我明白了一切。我一个人赶紧拿着酒瓶和酒盅赶到渡口，渡船依然停靠在那里，船上不再有人，雪依旧下个不停，江水依然呼啸着向东泻去。“修通阳安铁路，让毛主席放心”的宣传标语，被雪水洗涤得格外醒目。我把酒斟满，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洒进汉江中，用以祭奠大娘的儿子。除此，我感觉到无法消除我心中充满的不安和愧疚感。我站在江堤，望着流去的江水，久久久久不肯离去。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每每当我途径陕南大山深处的这一故地时，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季，我总将头伸向窗外，贪婪地向汉江望去。尽管由于下游在石泉县修建了水力发电站，水位上升已经将当年的医院、宿舍和茶镇街道全部没为河床，可我的心依然不甘，总想有些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再见见那位大娘。

陈毅元帅说：淮河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阳安铁路呢？这三百多公里在大山深处逶迤挺进的铁路呢，不也是由无数个像老妇人那样的农家人用血汗铸成的吗？

这位不知名氏的大娘是位特殊的“筑路人”。